行年七十，回忆走过的路，有过许多朋友，有过许多难忘的往事。在交往朋友中，天亮使人难忘。我们相识在七十年代末，**结束，刚刚恢复美术教育，我们一起在位于福州横江渡的工艺美术学校校舍里相识相聚。

　　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学校，在闽江边、堤坝外的草棚里，我每次骑着自行车从城里沿着堤坝到横江渡大约要花一个小时左右，若天逢下雨，沿途泥泞不堪，不小心车子会从堤坝上面滑到堤坝下面，连人带车满身泥水，虽然辛苦，幸能教学相长。

　　当时我的工作在玉雕工厂做设计，在工艺美校是兼职教师，教《艺术理论》这门课程，因为还没有美术史教材，我根据从前整理的讲义编成了一本《中国美术史略》，做为学校的教材。认识天亮以后，我们有时间就一起讨论中国的历史、美术的发展和刚刚恢复的美术教育，居然有很多共同语言，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加上我们都是性格外向的人，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很快我和他成了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

　　后来我到画院任专业画家，天亮掌管了工艺美术学校，那时候他的一些作品经常让我感到意外惊喜。1992年，台湾的中华电视台邀请我去台北参加世界艺术博览会，我就邀请了天亮和几位福建艺术家，带作品一起入台。第一次看到了天亮新型的漆器作品，非常惊讶，他用玉石、漆器做材料，用甲骨文作为他作品的构成元素，做成一个个古代的盾牌。福州漆器原本是个传统项目，老汪打破了漆器纯粹都是杯、瓶、日用工艺品的局限，早先我作玉雕设计，福州玉雕是漆玉镶嵌也画过几年漆画，看到老汪的作品后，感到十分震撼，他拓宽了漆器的创作领域，充分展示了材料的美，把玉切割成甲骨文，镶嵌在漆器里进行打磨，他把古老的文化因素传达到了现代，再把它做成现代的卡通造型的盾牌，可以说是从古到今从今到古的一种对美的提炼，而且他做得那么厚，极具观赏性，就像一种现代的美的符号。他的作品让我感觉他的智慧在漆艺上的不断发挥。我们在宝岛做了巡回展览，获得了很多赞赏。有了这个基础，他后来又在日本、韩国做了多次作品展览，通过艺术交流，他的漆艺越来越进步。

　　当我再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他的漆器已经发展出了立体雕塑造型，是一种纯艺术观赏性的立体漆器，这也是他的艺术和他的修养在不断发展的体现，作品连续在全国获得了三次金奖，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1995年我去了美国作文化交流，经过几年的努力，慢慢的有了一些开拓。到了2000年，加州艺术家协会要邀请中国的艺术家到美国做展览，我特别邀请了天亮来美国，那时候他的漆器又有了新的模式，运用大漆的“皱”做文章，漆器的“皱”在传统工艺上原本是属于一种瑕疵，他把起皱的部分做成一种装饰，并在里面加入了很多现代绘画的元素，不再用盾牌的那种镶嵌，而在底漆里呈现着银箔、金箔闪光的抽象，他从中国古代，走向西方现代，这种抽象艺术又是通过真实的材料来体现的，这让他的抽象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看到他的漆器能让人产生许多可能性的想象，使一个作品的魅力从单一的表现延伸到了无限，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勤奋，分享了他的成果。

　　几年后我回国，天亮已经是闽江学院艺术学院的院长，由他出面聘请我到闽江学院任教授并担任闽江学院中国画研究院的院长，在学校里做展览，我们有了更多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做关于艺术教学的各种探讨。虽然我住在北京，但是每年都要回乡探母，回学校做讲座，我在学校里出版了《百重山水》、《山水画大讲堂》这两本书，在全国各地做艺术教材。

　　现在，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艺，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是我们对艺术的看法还非常敏锐，对艺术创作也有各自的理解和执着，我们都认为，真、善、美是艺术最基本的要点。

　　岁月不居，日子如梭，我们在美酒和艺术间徜徉了大半辈子，艺术创作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人生很不容易有知心朋友，一年见几次面已属不易，能够得到一种心灵碰撞和交流，尤其是共鸣的话，那更是非常可贵，我愿意将这种真挚可贵的友谊延续到一生。

甲午新春于福州稻香园